如果制定过于激进的煤电退出方案，不仅面临技术和经济性争议，公众心理的接受度也是考虑因素之一。

  针对前述的《退役路径》报告，有网友担忧，“由于考虑到风、光发电的不稳定性，如果按照《巴黎协定》的目标来制定煤电退出计划的话，那么，在缺油少气、核电安全和储能技术限制、氢能还在萌芽的情况下，我们的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或将面临极大的挑战”。

  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白荣春也提出自己的看法，煤电退出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电力保障问题。现在各地区经济发展对电力需求很大，这也对煤电厂提出了高要求，“要考虑煤电退出后我们能否保障电力总量的供应和分区的供应”。

  林伯强指出，核电的发展空间存在限制，水电的潜能已开发了大部分，气电因资源禀赋问题依赖进口、影响能源安全，因此中国能选择的只有风电与光伏。

  一份国网能源研究院的内部材料也佐证了林伯强的观点。材料显示，我国水电资源少、成本高。东中部水电开发率达80%以上，待开发水电集中在西南地区，要处理好生态保护、库区移民、外送通道等问题，成本明显提高，开发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。核电沿海站址资源约2亿千瓦，已建在建0.65亿千瓦，未来待开发潜力同样有限，内陆核电开发不确定性较大，且“邻避效应”给核电大规模开发带来较大难度。

  2020年，中国煤电装机容量10.8亿千瓦，占总装机容量的49.1%，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60.8%。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、局长章建华在4月指出，根据有关研究机构初步测算，到2060年，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由目前的34%左右提高到90%以上。

  但相比煤电“大哥”，风电和光伏发电量目前只能算是“小弟”。根据中电联公布的数字，截至去年底，并网风电2.8亿千瓦，并网光伏2.5亿千瓦；从发电量看，煤电发电量4.63万亿千瓦时，风电光伏发电量差距很大，只有4665亿千瓦时和2611亿千瓦时。

  秦海岩指出，风电发展必须提速，“十四五”期间风电至少要年均新增5000万千瓦，不设上限。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光伏在全力发展新增装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的目标是年均7000万千瓦到9000万千瓦，“十五五”期间还将进一步提升。

  风电光伏在未来将大量并网后，毋庸置疑会带来一个新问题：将给电力系统带来冲击。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剑波表示，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安全的矛盾突出，对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设计、规划设计、生产管理、运行控制带来挑战。

  湖南就遭遇过明显的“新旧不协同”问题。湖南总发电装机容量4700万千瓦，其中火电装机2200多万千瓦，仅占45%左右；水电和新能源装机超过一半，但弃风率高达35%。2020年末，湖南电力供应又出现了较大缺口、启动拉闸限电的现象。湖南的问题，是当前中国电力结构性矛盾的缩影。袁家海指出，由于区域资源和负荷矛盾存在，局部地区电力供应仍偏紧张，与20年前电荒时不同，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加快速度进行发展，此时出现的问题是“整体电力过剩与尖峰电力短缺并存”导致的“全年富电量，短时缺电力”现象。

  新能源发电的大量并网会给电力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增加难度。李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释，电力系统需做到实时平衡，电源侧发电，必须有用电端及时消纳。如果消纳不及时，电力系统会崩溃，如果用电端需求过大，电源侧无法响应，电力系统也会崩溃。而风电光伏的大规模并网会给电力系统带来间歇性挑战，比如某一段时间风力巨大，风电发电量也迅速增多，又或者某一段时间风力骤停，风电无法供应。

  这也是中国风电光伏进一步并网所一定要解决的问题，用林伯强的话说，消费者喜欢清洁的电，但消费者更喜欢稳定的电。因此，建设一个灵活的、可以保障用电安全的电力系统至关重要。国网能源研究院经济与能源供需研究所所长单保国指出，煤电退出比例和节奏必须以安全性为前提，“没有保证安全的能源转型是毫无意义的”。

  我国风电光伏的开发主要布局在本地负荷需求少的西部北部地区，就地消纳能力较弱，为更好的跨区电力资源配置，特高压工程应运而生，西部优质的可再生资源因此输送到中东部地区，减少当地的化石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。然而，绿色和平的《中国电力供应安全的经济分析与保障路径研究》指出，以山东省为例，其作为受端省份的跨省特高压线条，只有一条线%，其他都偏低，最低的利用率只有10.27%。

  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国家能源局反馈督察情况时也指出，“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消纳方面存在政策协调不力等问题，14条相关输电通道中2条通道输送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比例不足1%”。截至2019年年底，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接受外送电比例分别仅比2017年提高4.1个百分点和2.7个百分点，上升不明显。另外，计划2017年底前建成投产的12条输电通道，有2条滞后一年，1条至督察时还未建成。

  这是掣肘电力系统碳达峰方案的痛点之一。邹骥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十年之间，将有六七亿千瓦的新增风光装机，会在内蒙古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等省区建成，大家正在探讨，应建立哪些东西、南北的通道、送到哪些目标市场，“跨区域调电的机制是怎样的？电价怎么定？电量怎么分配？这一系列都是我们要考虑的。”

  刘译阳指出，消纳主要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更多是政策问题。绿色和平的报告也指出，送电或受电省份涉及电力的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，为保护本省经济或企业利益，抬高输配电价，或施加行政手段限制交易。而特高压工程耗资巨大，但省间壁垒使得线路利用率低，难以收回成本。

  邹骥说，在今后的跨省区电力资源配置谈判中，为打破行政壁垒，政府应退出，建立统一市场，由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。电价上涨恐怕也将成为题中之义。邹骥指出，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改造必然带来电力成本上升，但任何单独个体都没办法承受这个成本，最终用户、电网、电厂以及储能企业都应参与分摊成本。

  在能源改革中，有一个说法叫“不可能三角”，即任何一种能源都不能够做到既供给充足，又

  便宜，还清洁环保。林伯强指出，越不稳定的电力系统，意味着越贵。政府希望电价最好还是不要涨，但电力系统成本一直上升，由谁来消化？从中长期来看，电价必须要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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